強制運營商允許用戶轉互聯網套餐或許會結出惡果態度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發生在電信行業的一些行業管理政策，最近頗有討論的比較，這種必要性的來源是因為管制過度正在損害創新。
眾所周知，中國第三大運營商中國聯通自從2016年之后加速布局移動業務轉型，希望能夠避開與競爭對手在移動市場的正面焦土戰。
聯通的難題在于必須尋找到一個比現有的用戶發展模式效率更高的方式，這種方式就是目前聯通采取的2I2C和2B2C戰略——這種戰略的核心借助互聯網和大型企業客戶的資源渠道發展新用戶，比如中國聯通聯合騰訊推出的大王卡，聯合工商銀行推出的工商e卡。
事事管制就像抽積木，不符合市場經濟
嚴格意義上，這并不是聯通的首創，因為銀行業早已經實行了多年，各家銀行特別熱衷于于大企業集團聯合發行聯名卡，比如招商銀行曾經于攜程聯合發行聯名信用卡，不只是攜程，還包括一長串的名單：百盛/麥丹勞/迅雷/國航/東航/唯品會/英雄聯盟/騰訊視頻……
但是最近一項來自行業管理部門的要求卻給中國聯通在移動業務的轉型蒙上了一層陰影，按照這項2006年發布的通知的要求，行業管理部門敦促中國聯通及其他運營商不得限制存量用戶更改互聯網套餐，比如大王卡套餐。
盡管這項要求補充說如果電信運營商與用戶之間存在合同要按照合同執行，但是在中國電信行業，業內人士也都知道潛規則是投訴尤其是越級投訴已經讓按照合同執行成了皇帝的新裝。
有信息顯示，電信運營商為了滿足行業管理部門的要求已經開始改造系統，在此之前手工為用戶提供轉套餐服務，由于中國聯通的互聯網套餐在價格和內容服務方面擁有優勢，聯通存量用戶轉互聯網套餐的通道打開之后，將為中國聯通借助互聯網公司主要發展新用戶形成負面作用： 無法獲得新增用戶，對現有企業服務資源帶來新的壓力（比如改造系統/在現有渠道支持該套餐服務）。
值得仔細商榷的是，這項以保障用戶選擇權為名義的要求是否真的能夠促進用戶的選擇權，當然我們承認對于大部分用戶來說在目前的階段，的確獲得了更多的選擇權——能夠更改套餐了。
但是我們不能緣木求魚刻舟求劍，企業與用戶的供需關系是動態的和長期的。如果按照2006年的規定要求嚴格執行的話，恐怕在過去的十年不會有新的資費產品推出，因為如果不存在任何套餐轉移的門檻和壁壘，存量的用戶很快就會全部成為新套餐的用戶。
而運營商推出新套餐一般具有價格更低/服務更好的特征，在周期往復的循環中，中國電信資費價格持續以超過10%的比例下降，因為新資費產品在完成歷史使命之后，自然就會蔓延到其他的存量用戶群體。
如果電信運營商已經知道任何新的資費產品推出之后立即面臨存量用戶無條件轉移的問題，那么理性的企業決策者有兩個選擇：盡可能的延續現有套餐的生命周期以及減少新套餐的品類。
實際上，這意味著在長期的角度看用戶的選擇權受到了損害。
作為企業自己經營決策權的一部分，電信運營商推出何種新服務，以及為新服務設置何種新的歧視條件（在這里歧視不是貶義詞，是在市場營銷學意義上的含義）屬于企業自己理性決策的一部分，這種決策的對錯可以通過用戶用腳投票的市場檢驗。
如果行業管理部門干涉到套餐是否可以轉入轉出這樣的細節，那么可能會帶來價格信號的扭曲：電信運營商無法判斷新資費服務是否匹配用戶的需求，從而無法準確配置資源，而在行政命令的要求之下，由于要改造系統增加投入又進一步扭曲了資源配置。這必然會影響資源的利用率。
對于用戶來說，盡管在短時間內部分用戶看似得到了更多的自由選擇，但是由于管制帶來的價格信號扭曲帶來的資源配置錯配以及電信運營商由于恐懼無法通過新服務發展市場以至于減少新服務的推出，實際上是福利受損的。
所以，行業管理部門的政策管制邊界到底應該在哪里？我認為要區分兩個基本問題：
一是扭曲價格信號是如何阻礙創新的。
毫無疑問，在電信行業已經取消了價格管制，所以價格本身的決策屬于企業自主經營權的核心項目之一。但是這并不是說不直接定價就算是取消了價格管制，很多隱性價格管制也同樣屬于價格管制的一部分，比如強制要求取消長途漫游/強制要求無差異化轉互聯網套餐/強制要求流量不清零。
價格管制從資費價格審批演變成了資費結構管制和資費項目管制，以及市場營銷中的促銷/渠道/產品管制。
這真是令人唏噓，取下了手銬換上了腳鐐。
顯然，這種管制比直接價格管制的損害還大，因為是對電信運營商市場營銷行為的事后管制，為電信運營商的企業經營帶來巨大的不確定性，在這種管制模式下客觀上使得電信行業成為豢養大規模投訴專業戶的行業：
投訴專業化盯著電信運營商推出的每一項新服務——找到營銷漏洞——投訴（尤其是向行業管理部門投訴）——制造輿論——行業管理部門發文整改。
這也是過去十多年來電信行業的現狀。
這位電信運營商的創新套上了沉重的枷鎖，創新成本顯著性提高：電信運營商首要考慮的不是如何滿足用戶的需求，而是如何防范客戶投訴尤其是投訴專業戶的投訴，以及來自行業管理部門的不確定性管制。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進入4G時代，電信運營商在業務和服務上的創新現有結構性的大變化，以修補性/延續性的創新為主，與2000年到2005年期間的海納百川百花齊放的創新局面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如果創新不能帶來激勵，還可能帶來可以預見的風險，那么市場上沒有人會愿意創新。
二是電信市場管制應該邊界在哪里。
首先我們必須承認，管制不等于純粹的管理電信運營商，還應該包括用戶，行業管理也不是客戶服務投訴管理。
電信市場管制，在我看來，最重要的邊界是要把手停在企業自主經營權的門外，管理部門既沒有足夠的企業經營決策信息，也不承擔企業經營決策的風險和后果，那么如果法無授權就不應該再干涉企業的具體經營決策。
價格不平等市場市場不平等的主要表現，這正是市場經濟的核心所在，正是價格不平等的存在，在市場上生產者才能獲取剩余利潤賺取擴大再生產的資本，維持企業的正常經營，表現在電信市場案例之一就是中國聯通與互聯網公司騰訊合作的大王卡，通過在價格和互聯網服務上的組合推出新的產品。
所以僅僅就保障用戶自由選擇權方面，電信管制的目標之一應該促進電信運營商推出更多的產品和服務，鼓勵創新，增加資費產品的供給，若不是拘泥于現有的產品是否支持轉套餐。
放松管制才能帶來市場的繁榮促進創新，這是電信行業國內外的共識。行業管理部門應該意識到，電信運營商遠比自己更重視自己的用戶，他們也擁有比行業管理部門更多的信息作出選擇，什么樣的產品和服務是符合市場的，并能夠做出及時的調整。
所以在我看來，任何行業管理要求的出臺，都應該首先考慮是否觸碰到了企業自主經營的底線，是否越界了，如果是，那么就應該及時停止。
讓刻舟求劍式的行業管制思維更是應該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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